取保候审的刑事案件的时效期（刑事案件中取保候审期间算不算刑期）

文/陈威敬

母亲因不堪流言跳河自尽，兄弟姐妹不再往来。33年了，曾爱朋的头上一直戴着一顶“杀人犯”的帽子。

33年前，同村的一名9岁男孩失踪被害，曾爱朋与其母亲被认为涉嫌。但此后，俩人被取保候审，该案至今未破。

曾爱朋说，他心里一直有个疑惑：如果认定他是凶手，为什么拖了这么久还不对他进行处理？如果认定他是清白的，为什么至今都摘不掉“嫌疑人”的帽子？

2020年12月，曾爱朋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但被告知，根据相关规定，曾爱朋应在取保候审的两年内提出申请。

对此决定，曾爱朋表示难以接受。2021年9月7日，他的代理律师张银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将于近期向江西省高院提起申诉。

失踪的9岁男孩

1988年10月19日下午，在江西赣州龙南市（原龙南县）汶龙乡上庄村，村民曾观慈之子，年仅9岁的曾来房突然失踪了。

一周后，他的遗体在该村一栋无人居住的老厅堂楼上被发现。

案发后，警方在村上进行调查，随后与曾观慈一家曾有过节的曾爱朋被认为有作案嫌疑。当年11月6日，曾爱朋与其母亲蔡春容被收容审查。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1988年12月，赣州市公安局曾批准延长审查期限30天。

次年7月，蔡春荣因患病被取保候审。1991年8月，曾爱朋也因同样的原因获释。

曾爱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自己因患某种高血压疾病，在被羁押期间多次晕倒。

获释后，曾爱朋在警方的安排下前往其大哥所在的煤矿厂。但在此后的时间里，关于案子的事情没了音讯。

曾爱朋称，获得“自由”后，他跑遍了江西省多个政府部门，给江西省检察院、公安厅等都递交了材料，但并未获明确答复。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范辰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收容审查制度已被取消。按当时的新规，当地公安应变更曾爱朋的强制措施为刑事拘留或逮捕。

尽管已经获释，但其“嫌疑人”的身份一直未脱去。

曾爱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案发后的33年里，他的生活一直在案件的阴影下度过。

1996年，他的母亲蔡春荣因不堪流言跳河自尽。他的四个兄弟姐妹也不再与他往来。

事发时，曾爱朋已有四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1岁多。曾爱朋说，因为在学校里受到歧视，他的孩子失去了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成年后因此难以就业、结婚成家。”

“案子没破，仅仅因为我和对方有矛盾关系就认定是我，我想要一个明确的解释”，曾爱朋称，自取保候审后，当地警方并未就案件的事项与其沟通。

争议“时效”

在曾爱朋看来，自己系冤错案件的受害者，应有按照法律规定获得赔偿的权利。

范辰介绍，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但法律上没有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向当事人通知申请的义务。

范辰表示，像曾爱朋这样的案例颇为罕见。

2020年12月17日，曾爱朋向龙南市公安局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要求赔偿违法羁押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35万余元及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00万元。

在申请书中，曾爱朋说道，自案发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被龙南县公安局列为犯罪嫌疑人，但因证据不足，至今仍未被移交审查起诉。此后自己和全家人受到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范辰介绍，因曾来房遇害一事已被警方立案，该案不受刑事追诉期限制，但这与曾爱朋申请国家赔偿并不冲突。

十余天后，龙南市公安局对曾爱朋的申请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经审查认为，已超过请求时效且无正当理由。

随后，他又向赣州市公安局提起复议，但未果。复议决定书中写道，《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而曾爱朋被收容审查发生在此之前。

今年3月，曾爱朋向赣州中院赔偿委员会递交了材料，请求责令龙南市公安局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其在给中院的申请书中说到，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在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申诉人涉嫌故意杀人的情况下，仍然将曾爱朋列为犯罪嫌疑人长达三十多年并拒不解除取保候审，终止侦查，严重违反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及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

曾爱朋认为，龙南市公安局自1988年10月案发时对其立案侦查，该侦查行为一直持续至今仍未终止。其中，名为收容审查、实为刑事拘留长达1018天的羁押系该侦查行为的组成部分。

上述申请书强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