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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官场上，当下属和上司之间出现“意见不合”的情况时，吃亏的往往是前者。而在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五月，时任莱州知府徐大榕就吃了这样的亏——由于在一桩命案的审理上与山东巡抚“长麟”意见相左，且坚持己见不更改，后者在恼怒之下就向朝廷呈上奏折，弹劾徐大榕“自逞臆见、妄断宕延”，要求将对方“革职拏问”。

正如经典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张廷玉一句台词所说的那样：“总督（巡抚）参下属官员，朝廷照例是不应该驳的！一驳，这个总督也就没办法当下去了。”清廷在接到这份奏报之后，很快批准了长麟的建议。上任莱州府仅两年左右的徐大榕，就此丢了官职，成为一名入狱的“革员”。

让徐大榕吃亏的这桩命案，具体发生在平度州的地界（注：明清时期平度州属莱州府管辖）。涉案人物主要有三名：罗王氏（被害者）、罗有良（罗王氏的儿子）和张子布（罗王氏的女婿，双方因张子布的妻子离家出走而发生斗殴）。

这桩命案的起因并不复杂——罗家和张家应该是早有矛盾，此前估计就曾发生过冲突，而这一天，双方再次言语不和，两句三句之后便动起手来。

对于动手的具体经过，双方各执一词，但最终结果却是确定的，那就是罗王氏不幸身死。

罗王氏既然是在打斗中身死，“凶手”自然要从打斗的其他参与人中寻找；而此案中的另外两人，一个是罗王氏的儿子，另一个是罗家的对头。从一般的逻辑来推断，罗王氏的儿子不太可能去杀害自己的母亲，而张子布显然具有极大的嫌疑。

不过，此案由平度州上报到莱州府之后，徐大榕经过仔细查阅卷宗，却发现了众多疑点：“有证人声称张子布以一敌二，在打斗中处于下风，他倒地昏迷在先，而罗王氏倒地身死在后；此外，张子布打斗时是光着脚，而罗王氏身上的伤痕却能看出鞋印。”

于是，他收集人证、物证，又重新提审涉案人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罗王氏率同儿子罗有良将张子布殴伤，（混乱中）罗有良自将伊母踢死。”也就是说，罗王氏是在打斗中被儿子罗有良踢死，张子布并非真凶。

这个结论，显然有些出乎众人的意料，而罗家也不愿接受这样的判决。很快，案件就闹到了山东省城，由按察使（主要负责一省刑讼事务）甘定进负责审理。

甘定进多半受到常规逻辑的影响，他很快断定：“张子布就是真凶。”但这一结论并不能说服徐大榕。此案随后在省、府两级来回打转，最终惊动了山东巡抚长麟。

在甘定进和徐大榕之间，长麟更倾向站在前者那边。一来，儿子踢死母亲的说法实在是与一般逻辑不符。二来，按察使也是省级官员，徐大榕身为知府，不尊重上级意见，触犯了官场大忌。长麟认为此风绝不可助长。因此，便有了文章开头他向朝廷参奏弹劾徐大榕一事。

而在参奏徐大榕的同时，长麟对甘定进也并不满意——在他看来，这一案件之所以惊动了自己，甘定进办事不力亦是重要因素。官场上讲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甘定进给长麟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巡抚本身就很忙），后者自然要还之以颜色了。于是，在奏折上，长麟捎带了这样一句话：“甘定进又不能究出实据，折服该府之心，……交部严加议处。”

因为长麟的这句话，甘定进也丢掉了原有的官职。但好在他之前参与黄河整治有功劳有苦劳，朝廷只是将他降为“五品京堂”。这相比于被打入牢狱的徐大榕，已经算是好的了。

徐大榕是进士出身，又曾在做过京官（在户部任过职），自然是懂得朝廷的法规政策。他反复思忖，认为自己的审理结果站得住脚，不想受此不白之冤，便委托族侄徐照携带相应材料进京到刑部衙门申诉。刑部不敢怠慢，便将此事上奏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感到此案大有蹊跷，便以万金之躯亲自查阅卷宗。他越看越觉徐大榕所言有理，就下旨命令刑部尚书胡季堂前往山东重新审理此案。

而胡季堂也不负所托，他来到山东之后，很快查清了事情的原委——罗有良大概是见到一品大员而心虚，主动招认了这样一个细节：“张子布先将罗王氏蹬倒，自己为了拉住张子布，不小心跌倒在了母亲罗王氏身上，压断了后者的肋骨”。经过鉴定，肋骨断裂正是罗王氏的死因，与张子布并无关联。

这桩命案至此水落石出，其中的曲折也得到查明：原来罗家和张家一直有矛盾，在此背景下，罗王氏的弟弟王浦（即罗有良的舅舅，是乡约身份），给姐姐家出了个馊主意：一方面鼓动张子布的妻子离家出走，一方面唆使罗王氏去找张子布的麻烦。而在打斗过程中，罗有良自知误伤母亲，第一时间外出躲避。后来大概又是王浦出主意，才找到其他罗氏族人作伪证，咬定是“张子布将罗王氏踢死”。

乾隆皇帝收到胡季堂的奏报后，御笔亲批此案判决：罗有良虽非有心伤及母亲，但毕竟酿成人命，情虽可恕，而法有难容，判处绞立决；王浦发遣伊犁为奴，以示惩儆；莱州知府徐大榕则得到平反，重新授予知府官职（先后任泰安、济南知府）；张子布的情况未见详细提及，不过从“冤抑莫伸，天理昭彰”等词语来推断，多半是无罪释放了（至少是洗脱了杀人的罪名）。（据《清实录》）

至于山东巡抚长麟，他虽然也负有较大责任，但一来出身高贵（系爱新觉罗家族远支子孙），二来受到乾隆皇帝信任，三来放低姿态自请治罪，最终并非得到太大处分（据《清史稿》）。登莱青道员奇明（曾署理按察使）、济东道员归朝煦（负责验伤）则替巡抚背了黑锅，两人事后均被革职。这桩由命案所引起的官场风波，至此算是划上句号了。（本文作者：耳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