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社会并不太平，大量国民党散兵游勇仍然占据着一些地势险要的山区与土匪勾结，攻击新生政权、危害人民群众安全。此外，还有一些对组织造成重大伤害，甚至投靠日本人当汉奸的叛徒也未遭到清算。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势必要清除这些反动势力。

为了揪出叛徒，时任中央纪检委副书记王从吾、最高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聂真等高级干部联名向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举报一名叫吴蓝田的叛徒。罗瑞卿在了解详情后非常重视，指示公安部立即发出通缉令，并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叛徒吴蓝田到底犯下过什么罪行，能让这么多高级干部“惦记”着他？尽管公安部门动用了很多力量，但狡猾的叛徒在解放后潜伏了7年才落网，他是如何躲避公安机关追捕的？

一、贪图女色毁了大好前程

吴蓝田是河南滑县人，1911年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1926年跟随表舅到北京上中学。那正是社会剧变的年代，国共开启了第一次合作并在北伐作战中取得了许多胜利，但随之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先后背叛革命，大革命进入低潮。

当时各种进步思潮在国内传播，青年学生普遍倾向于中共，吴蓝田在学校期间也受到进步思潮影响。尽管当时处于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他仍然选择加入中国共青团并于1929年成为一名党员。

在白色恐怖之下，刚参加革命的吴蓝田经历过一些小挫折。他曾被捕入狱，后被家人营救出狱。此后又因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而长期与组织失去联系，直到1935年才重新与组织建立联系。由于工作能力强，他渐渐成长为滑县县委书记，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但吴蓝田生活上却有一个缺点。那个年代大地主是社会上的富裕阶层，出身于这样的家庭难免养成一些公子哥的习性，脑袋里也残存着封建思想。

吴蓝田原本已经娶了一个妻子，但却见异思迁喜欢上了一位姓陈的抗日女干部，他通过各种诱骗手段最终博得了女干部的欢心。这种事情自然是遭到组织反对的，但吴蓝田借口说与原配结合是父母之命，是封建包办婚姻，既然参加革命了就要打破一切旧束缚。于是吴蓝田跟原配离了婚与陈姓女干部结婚。

但吴蓝田恶习不改，不久又通过诱骗的手段与县妇联一位姓王的女干部搞起了暧昧。组织发现苗头不对，便将其调到豫北地委去工作，以隔开两人的联系。但吴蓝田仍没有吸取教训，在濮阳抗日干部训练班授课时又喜欢上了另一名才貌双全的女干部，没多久两人就搞起了不正当“恋爱”关系。

时任豫北地委书记王从吾发现情况后对吴蓝田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吴蓝田也声泪俱下地表示一定痛改前非。为了挽救两人，组织把吴蓝田调到滑县工作，把那位女干部调往长垣县。事实上吴蓝田毫无悔改之心，没多久竟然将那名女干部邀去滑县公然姘居，甚至还与当地一些土匪和顽军厮混在一起。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下，干部腐化对组织危害是非常大的。豫北地委便责令吴蓝田立即归队，以便进行更严厉的教育，吴蓝田却做贼心虚，躲了起来。

1939年4月，军分区豫北大队发现吴蓝田后准备将其押往冀南区党委。吴蓝田毕竟搞地下工作多年，还是有点本领，中途得以逃脱，之后便藏身于敌占区。豫北地委再次安排人员将其抓捕，但这一次他又趁看守不注意逃脱了。

东躲西藏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冷静了一年之后，吴蓝田通过以前的同事写信给王从吾，表示愿意悔过，只要能重新回到组织，愿意接受一切安排，哪怕只是当一名小兵。

当时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暂时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把兵力用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同时，国民党内一些亲日派又趁机掀起了反共高潮，大搞摩擦。考虑到敌后根据地生存艰难，急需有经验的同志，王从吾便答应了吴蓝田的请求。

吴蓝田和此前诱骗的那名女干部一起回娘家，碰巧遇到了曾经工作过的东纵三团。该部并不知道他与王从吾联系的情况，将其押到地委驻地濮阳两门镇看管。

吴蓝田吵闹着要见上级领导，当时毕竟在打仗，由于联络不畅，等了两天上级仍没有回音。吴蓝田心生恐惧，谎称下楼小解，随后翻墙逃跑了。他一不做二不休，通过担任日伪维持会长的姨夫联络，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吴蓝田还把组织情况透露给日军，并以获得“灭共工作团团长”的职务。

回过头来看，吴蓝田平日里就与土匪和顽军有来往，又有当汉奸的亲戚。脱离组织将近一年后突然找到组织要求归队，很可能事先已经投敌，是带着某种秘密任务回来的。

二、当了汉奸后专门与革命力量作对

吴蓝田虽然获得了“团长”职务，但日本人只给了他一张委任状和一支手枪，至于兵员只能靠他自己想办法了。吴蓝田无钱无势，只能采取一些罪恶的办法去招兵买马。

吴蓝田先是找来几个亲戚在老家门口挂出“特务工作团”的招牌，随后便去绑架一些抗日干部的家属，威逼他们入伙，如不答应就索取高额的赎金。滑县党组织创始人聂真和抗日民主政府民政科长贾潜的家人都曾被吴蓝田绑架，但他们坚决不愿当汉奸，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交了高额赎金才将家人救出。

吴蓝田很快就积累了一笔巨款，此后他便召集了一些曾被打击过的土匪恶霸、革命叛徒、国民党散兵游勇，渐渐拉起一支队伍。加上当时又发生灾情，一些百姓为了生存下去，也到吴蓝田的部队混饭吃。吴蓝田的队伍发展到六七百人。

有了队伍，吴蓝田便开始极力配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由于他长期在豫北地委工作，对当地组织活动情况非常熟悉，专门绘制了一幅当地的详图献给日军第35师团，为日军的“扫荡”提供了极大便利。1941年4月12日，日军对沙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扫荡”，杀害了4000多名群众，烧毁141个村庄，这背后就有吴蓝田的“功劳”。

除了配合日军扫荡外，他迫害革命干部和普通百姓的手段更是惨绝人寰。比如，高陵县三区区委书记李明德被捕后，吴蓝田竟将其钉在木桩上，砍断脚手筋，剖开胸膛活活折磨死。他还将过去自己发展的党员以及不愿跟他一起当汉奸的革命干部拉到会场，当场用机枪射杀，以威慑群众。

1943年春，为了摧毁革命根据地，吴蓝田对高陵县20多个村庄进行烧杀抢掠，残忍杀害地下党员和无辜群众68人，其手段简直比土匪更加残忍。1944年秋的一天，为了讨小老婆欢心，他竟然在炮楼上将行人当作活靶子射击。

一些汉奸虽然投靠了日本人，但面对自己同胞也有下不了手的时候。而吴蓝田却恰恰相反，他投靠日本人只是为了借助其力量实现对组织的报复，以发泄心中的不满，他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善恶终有报，吴蓝田的好日子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不断溃败走到了尽头。1945年日军投降前夕，滑县县大队不断对吴蓝田发动了反击。自知末日即将到来的吴蓝田仍垂死挣扎，跑去联络国民党杂牌军一个团的兵力，加强了城防工事，囤积粮草，妄图固守滑县。

日本投降后，国军主力大多在西南大后方，为了快速抢夺地盘，收编了大量伪军和土匪部队。吴蓝田很快就与国民党勾结，摇身一变成了豫北保安第二旅少将指挥官。

8月下旬，我冀鲁豫军区一部回师豫北，开始攻打滑县。由于缺乏重武器，此战历经10余天，一举歼灭了吴蓝田部千余人，但我军也付出了500余人的伤亡。

狡猾的吴蓝田再次逃脱，他带着几十名残兵跑到新乡投靠了担任河南省保安第四总队长的王三祝。随着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吴蓝田又得以在滑县活动，被任命为县政府汇报室助理秘书。他对革命人士的迫害丝毫没有收敛，任职几个月就扣押审讯了近百名革命人士。

直到1948年4月，随着解放军胜利进军中原，吴蓝田才开始了自己的逃亡生涯。

三、靠在隐蔽工作时积累的经验潜伏了7年

解放后，参加过反动军队的人员都要按规定进行登记，曾受到过迫害的老百姓也检举揭发了大量反动分子。就连国民党留在大陆潜伏的职业特务都被一一揪出，但吴蓝田却得以潜伏7年，他是如何做到的？

吴蓝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把学到的隐蔽战线工作方式用到了躲藏上来。

其一，选择有利的落脚点。

解放军进军中原后，吴蓝田带着家人逃到了郑州，但很快解放军便追来。他又立即逃到南京，但很快解放军又逼近长江，南京也是危在旦夕。于是他又跑到苏州，不过苏州不大，而且方言不通，很容易暴露。

吴蓝田思来想去，决定逃往上海。这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城市，南来北往的人很多，既容易谋生，也容易藏身。为了快速融入当地，他花了大量时间去熟悉当地的街道、语言和社会情况，还伪装成小商贩，从服装和语言举止都装扮得像一个“老上海”。

上海解放后开始登记户口，吴蓝田趁机把名字改为虞金山。当时他还带着两个老婆，也都改姓成虞，让两个老婆伪装成亲姐妹，这样一来就不会引起外人注意。

其二，跟旧关系之间进行单线联系。

吴蓝田深知，唯一能让他暴露的就是他的旧关系，此时他来往的对象也减少到仅剩几个家庭成员，即便是成员之间也要求进行单线联系，像极了当年搞地下工作。

在住址安排上，吴蓝田和自己的两个老婆住一起，让弟弟与母亲另住一处，且他们都不知道吴蓝田的具体住址。此外，吴蓝田还要求只能自己找他们，任何情况下都不准他们找自己。这样即使有家庭成员被找到，也无法通过他们找到吴蓝田。

其三，经常变换身份和住址。

搬到上海后，吴蓝田犹如惊弓之鸟变得异常谨慎，一有点风吹草动他就会换新的住址。吴蓝田曾派自己的三弟前往北京处理自己的房产，但他害怕三弟出了意外会泄露母亲的地址从而找到他，便悄悄搬了新住址。

在办理迁出证时，趁工作人员让其填地址的时机，悄悄把迁移地址由岳州路改为局门路，两字只差相距了20余里，档案中也没有了他的真实踪迹。在搬走之前，他跟邻居们说要搬去苏州，他还以同样的手法帮母亲也改了地址。

对于身份吴蓝田早就编好了一套说辞，说是徐州人从小就来上海做生意，还让家人按他编好的身份记牢。一次吴蓝田在街上卖鞋，一个算命先生问他：“朋友，从前干哪行的？”

吴蓝田回答说：“做摇面生意的。（即扎面条）”由于早有准备，他把摇面生意说得头头是道。

算命先生凑到他耳朵边轻声说：“你要是做摇面出生，挖下我这两只眼睛。”

吴蓝田吓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傻笑应对，此后他便不再卖鞋，而改为卖冰棍。

就这样，吴蓝田东躲西藏过了7年，虽然躲过了抓捕但总是惶惶而不可终日。每当公安部门严查反动分子或者有反动分子被处决时，他便坐立不安，茶饭不思。甚至听到敲门声，心脏就要“咚”的猛跳一下，以为是公安找上门来。

这种生活是非常煎熬的，一次吴蓝田在报纸上看到王从吾的名字，知道他当了大官。他很想找到自己的老领导自首，以便重新做人。但想想自己犯下的罪行，又担心小命不保，不如过一天算一下。这种矛盾折磨得他生不如死，只能找个没人的角落痛哭一场发泄苦闷的情绪。

四、再狡猾的狐狸也躲不过猎人的枪

在罗瑞卿签发通缉令后，公安部门投入了大量精神全力追捕吴蓝田，该案件具体由滑县公安负责。此时调查人员并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是在境内还是早已逃到境外，要找到他真如大海捞针。而且由于吴蓝田善于隐藏，中间还走了不少弯路。

调查人员研究后决定从社会关系和发动群众举报两方面入手，经过两年时间的大规模排查，先后走访了24个省、市、自治区，发现了19条线索，审查了72个“吴蓝田”。但这些人都不是调查人员要找的吴蓝田。

一时间追捕工作陷入困境之中，调查人员总结教训后决定向公安部汇报，由公安部组织各地进行排查，此外还重新对吴蓝田的社会关系进行深入排查。经过大量工作，吴蓝田的族叔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解放初吴的表叔段馥亭曾从北京来信，告知他在北京的房子已经帮卖了。正是卖房子让吴蓝田暴露了踪迹。

调查人员立即赶到北京，陈明利害后，段馥亭才肯说：“与吴蓝田已经失去联系好几年，只知道他的三弟吴尊州解放后去当了骑兵。”很快，调查人员便找到吴尊州所在的部队。尽管吴尊州一口咬定哥哥去了香港，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他只能如实交待。

解放后，吴蓝田因为缺钱派弟弟吴尊州去北京帮他卖房，不料房没卖成他却被旁边的干部动员去参军了，最后只能委托表叔段馥亭帮处理房产。吴尊州交待了大哥在上海的地址，还画了一份地图。

不过解放后上海的街道进行过改造，加上吴蓝田经常变换住处，调查人员并没有找到他，但通过比对地图使调查人员坚定了一个想法——吴蓝田确实在上海住过。

在上海公安系统的配合下，调查人员在上海进行广泛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五个多月的调查，一名群众发现经常到市场买菜的一位老头很像吴蓝田家的人。调查人员暗中观察辨认，发现此人正是吴蓝田的伙夫，随之将其逮捕。经过审讯，他交待吴蓝田在北郊的详细住址。

狡猾吴蓝田发现伙夫失踪后立即意识到出事了，准备逃离上海。但手上已经没有钱，便以去安徽贩卖毛竹的名义向信用社贷款。跟踪吴蓝田一家的调查人员发现此情况后向信用社通报，由信用社通知吴蓝田已经批准贷款，约定领取时间。

当吴蓝田到达信用社时，工作人员早已全部换成公安人员，滑县公安确定是吴蓝田后随即发出逮捕信号。侦查科长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叫一声：“吴蓝田，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啊！”随即几名公安战士冲上前去将其逮捕。那一天是1956年9月16日，吴蓝田已在解放后潜伏7年之久。

1957年3月20日，经法院审理后，吴蓝田被判处死刑。

尾声：

吴蓝田从一名有着光明前途的青年干部堕落成一名汉奸，最终落得害人害己、遗臭万年的下场。这让人不胜唏嘘，吴蓝田变质背后其实也有一些深刻的原因。

其一，理想信念不坚定。正如前文所说，吴蓝田出生于大地主家庭，身上残留一下封建社会的陋习。且在生活上不自律，无视组织纪律。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理想信念不坚定导致，他参加革命后并没有经历过类似反“围剿”、长征、南方游击这样艰苦环境的考验，难以树立起坚定的信念，自然也无法克服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

其二，敌我斗争太过严峻。不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都面临着敌强我弱的形势，斗争极为困难。吴蓝田加入组织之初或许有革命理想驱动，但长期面临困难后便丧失了动力。尤其是由于正面战场不断溃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失败情绪在全国弥漫，使吴蓝田这类意志不坚定的人滋生了投敌的想法。

其三，想要对组织进行报复。这是从其个人角度来看的，当初他诱骗女干部，生活不检点，明显违反了组织纪律，自然要遭到相应的处置。事实上，起初组织仍然是抱挽救他的目的从轻处罚。可惜吴蓝田未能认识到错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但被组织拒之门外之后，不但不思悔改还产生了报复心理，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