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征地获赔变成诈骗犯！？获刑十四年终自由

在法治耀眼的舞台上，每一次自由，都是专业法律人的无上荣光！

——题记

自由价值高于天

邓建国的案子，是在一审结束了才找到我的，后来，发回重审，重审期间获自由，再次上诉时又继续委托了。

划重点：发回重审，不是本案的亮点，重审时获自由才是。

写着自由的一纸证明

先了解下案情：

主角：邓建国

委托：专业信赖+同学情谊

时间：2020.3——（至今）

地点：深圳某某区

罪名：诈骗+行贿罪（又不是金融犯罪案件）

案情：邓建国因自建房得了拆迁补偿，数年后，被认定为诈骗补偿款，同时，有向拆迁人员行贿情节。数罪并罚判处十四年。

好了，看官！如果您只想了解案情与结果，到这里，就可以打住了！当然，和之前的系列文一样，以下，才是本文的重点。重点要讲的，不是法条罗列与辩点陈述，而是刑辩路上方法的思考、路径的选择以及案件真相探寻间隙窥见的人性真相。

回首这起辩护，曾经的所见所思都凝结在四个关键词中：委托、会见、自由、开庭。

双重信任：人生尴尬之际的变迁与坚定

邓建国的案子一审结案，时在2019年12月。过了年，疫情渐盛，近六旬的老人，背着十四年的刑期，一天等不得一天了。为换律师，邓太带着儿子和女儿跑来广州，和律师见了一面，又回了深圳。

邓太太笃信金牙大状，知道这是刑辩界的金字招牌，结果回去和家里人一说，弟弟在电话里就是一通臭骂。

弟弟刘兰军是乡下派出所的所长，和我是当年省警校培训的同学，我平时就喊他刘所。他知道姐姐没文化，没经见过事儿，担心冒失委托被骗，特意交代她：“要找从广州警局辞职的，我的老同学张王宏律师。”

邓太赶紧让女儿在手机上查。广强所，和张律师的律所，不正好是同一家吗？！当即，又打了我电话。接下来，再跑广州。由弟弟、儿子、女儿作陪，邓太和我见了一面后，确定了委托。

3月16日下午三点多，刘兰军陪同姐姐走进会议室，我惊诧于几年不见，原来板寸头的老同学，此时长成满头蓬松的微卷狮子头，其间更赫然夹杂了几根刺眼的银丝，稍显拘谨和热切的笑容里，夹杂着曾经火热警营的熟络与人生特殊际遇期的尴尬。

虽是老同学，也一直是微信好友，我和刘兰军并不熟。当年匆匆几十天的培训，混在几十人的大队伍里，只约略记得大家年龄相仿。这次再见，才知道他居然年长我七年，前一年刚做了心脏支架手术，这阵儿正在办退岗手续，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不料，遇上姐夫邓建国的这摊子事儿。

姐夫的事儿，事关老姐晚年的幸福。

邓太，名刘兰花，早年从揭西远嫁深圳，其实一直蜷缩在大特区的一个小旮旯村子。近十年来，刚刚享受到特区发展的红利，临老，老伴因村里内斗被抓。这事儿开始时，家人都知道，是邓建国反对内定的村长上位，得罪了一些人，但毕竟，拆迁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各种渠道得来的消息，都让大家觉得，司法也就是走个过场，不想一审竟然判得这么重，这才慌了神。

刘兰军关心姐夫的事情，后来会不时地打电话、发微信。但他并不纠结法律文书的撰写，也从不给律师办案支招。但会小心地，从老同学的角度，打探案子的进程。不时地，也会问我，利用自己仅有的、从一个偏远的小地方结下的关系网，能不能对案件有所帮助。

背负了熟人关系的委托不容有失，这场抗争从一开始，就备感压力——多得后面有个明亮的尾巴。

2021年4月18日，在邓建国成功取保前的两个月，去加格达奇会见非法经营的马硕时，途经潮汕机场，刚好在刘所家旁边，刘所说他那边有些法律事务，也正好当面谈谈邓建国的案子，便去了趟他家。

那是一段县城里敞亮空旷的水泥路，沿马路拐进一溜儿狭窄的巷子，边上，踏进门便是堂屋。相当于是城里人的客厅了。堂屋的柜子里、桌子上，散放着医学书、按摩器零部件，墙上也有一些常见的人体构造图。原来，刘所出身医药世家。

坐聊时，并不见有人问诊，倒是刘所的一个朋友，做医药的，带着夫人来聊天。印象里这位夫人非常谦恭，见到摆放的老物件，或接一杯递来的茶水，都会双手合十以示礼谢。或许是工作日，并没有见到刘所的小孩。晚上临离开就餐时，刘所的老父亲走出来，躬腰扶着门边，笑笑地和一众人躬身道别。

为什么想起这些片段？

有着共同经历的我与刘所，仿佛是一根茎里分出了两条枝干，奔着不同方向，各自延伸、发展，迎接各自生命中的风雪雨露。原本并不熟悉的同学，却因亲属的刑案在时过经年后产生了更多交集。人生若不是相见，怎会有这许多的际遇与识见？

然，相识只是起点，有用方有缘份的延续。

会见艳阳：碧树丛中的一路疾行

看守所建在一处山头的南面，沿大门口的窄路去市区，一路上人迹罕至，扑入眼帘的满是青翠高大的绿树与刺眼的日光。

会见记忆：碧树丛中的艳阳

刑案无疑是沉重的，但因为后来突然的自由，连记忆都染上了欢乐的颜色。倒是那次保外就医的会见，充满悲壮气息。

2021年4月14日早上，突然接到看守所的电话，说邓建国因癌症住院，手术已完成了。

噩耗来的突然，我赶紧取消了16日的出差，预约、抢号…接受委托一年来，克服疫情会见波折不少，但这回，和之前的10多次都不一样。

会见保外就医人员，要先和看守所电话沟通，得知医生允许了，再向看守所递会见材料，再按预约好的时间赶去定点医院。

好在看守所离医院仅十分钟路程，刘兰花陪我一起上的电梯。电梯门打开，跨出去，楼道里全是着装警察。这时不见了一路和我说话的刘兰花，扭头去找，发现她目露惧色，退回去了，电梯关上门，就剩我一人在楼道里。

这里是六楼，单独直达的一层。我到楼道转角处的桌子上，交了会见材料，接收的中老年警员翻看了，拿起材料起身离去。转眼，又来了一位年轻警官，一身警械披挂整齐，估计是负责的领导，他边上，还站着一个更年轻的警官，严肃地望向我。

领导盯着问我，“你身后那个是不是家属？”“你为什么带家属上来？”

我说：家属不是我带上来的，我是第一次来这里，上楼时没人阻止；家属之前来过，家属是自己进的电梯。

盘问没持续太久，但在一年多的会见里，让人印象深刻。

我记得，刘兰花在来时的路上，一直跟我讲，医疗点的楼不让家属上去，且楼道口有人把守。但我们上楼梯时，楼梯口无人看管，是刚好走开了？还是跑去忙其它事而疏忽了？

我又回想起楼道里的警察，有站立在宽敞的楼道前，三三两两说话的。有坐在桌前，对着一堆堆资料办手续的。这位在横直带上别满警械的警官，应该是负责警戒的。那么，他听到审查材料的警官的汇报，是把我当成有意带家属上来想“劫持”嫌疑人的吗？

无论如何，讲清楚情况，卡顿即告结束。而我那时对医疗点的重重关卡与设计，只感觉到新鲜。 材料查完，往里左转又过一道门，站在一个有医护人员值守的窗口，又等了约十分钟，终于见到了邓建国。

邓建国是坐在轮椅上给人推过来的，隔一窗口和我对望。他比以前更瘦了，光光的脑门显得很突出，宽大的病号衫下，露出颈部白皙而松弛的皮肤。虽然声音虚弱无力，但意思表达十分清晰。

在工作记录本上，对这次来之不易的会见，我做了13点记录，但邓建国的核心意思就一条：我没事了。

这么重大突发的疾病，即使我相信他没事，出去了家属也不信，所以对他的回答我还是作了拆解：

1.前天开始肚子饿（好消息）。2.无化疗。3.癌细胞无转移（事后证明此条是错的）。4.每天喝一瓶营养液。5.医生判断恢复很好。6.营养液准备停掉。7.医院伙食好一些，不像以前的那么酸辣…

虽然医生都认为恢复得不错，但邓建国要住多久院？他自己也闹不明白。这意味着接下来需要频繁的会见。

这次会见，距离委托刚好过去一年了，对比之前10次会见，我有些奇怪：邓建国没有了平时见面的欣喜，满面的疑惑不解。

邓建国的疑惑，主要是突发疾病后入院手续的迟滞以及衔接的松慢。在生性严谨的邓建国眼里，这些都超出了他的人生经验射程。

其实，被羁押人员突发恶疾，总体上是零星事件，羁押场所与医院都不会经常遇到，如果是新任领导，可能之前都没碰到过。

万千种理由都好，律师唯一要做的，就是保证邓建国接下来的顺利、健康。

当然，最紧要的，是争取自由。

自由之路：专业出击之多箭齐发

因罹患（或可能罹患）癌症的取保，我有之前史美兰案的经验，但这次的动作更密集：

1.向检察院递交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2.向法院递交取保申请。3.以家属名义向看守所提出取保申请。

动态辩护，先发三箭！

当时的核心依据有三条：1.癌症晚期，已切除20公分大肠，短时间内生活不能自理。2.癌细胞可能转移到肝。3.诊疗准确性不足，可能导致更严重问题被掩盖。

核心信息除第一条外，都要加上一关键词：可能。那段时间，一切信息的出口都在看守所，但看守所也要通过医院才能了解到病情，信息传递于是又多了一重过滤。

可能性的存在，既有医疗科学本身或然性的因素，也有信息传递误差因素。

捎话捎多，捎东西捎没。

拿着这些问题去问邓建国，他眼神里的疑惑更重了。这当口，女儿邓小花着急上火，说“爸爸在五一节前要出来”。

律师递交法律意见，是第一波动作，随后，是分头跟进各边的处理进度。

检察院的反应最快，在第二天电话和律师沟通，随即在29日作出了变更羁押措施的决定。但法院答复说，人在看守所，没有看到看守所提交是否适合羁押的意见，不能决定取保。找看守所时，看守所说医院的材料已经分别给了法院和检察院。

这时节，家属心急如焚，律师往来奔波，答复各不相同，信息的纷乱冗杂不免叫人焦躁上火。

我后来总结，专业律师要厘清问题的症结，更要避免负面情绪传染。后来，我渐渐相信，当时的情况，是因为三个部门间出现了信息传递的错位与迟延。

为搞清情况，前后4次会见邓建国，分别在4月19日、4月25日、4月30日、5月7日。

第一次会见后，第二天接着向看守所再递书面材料。1700多字的材料，核心，是提请看守所向办案部门提出邓建国不适合羁押的意见。为了说明提交意见的原因，先说了探视时邓建国糟糕的健康状况，后提出办案单位称未收到在押人的病情书面材料。

5月7日会见时，邓建国终于回到看守所，却是一幅萎靡不振的样子。一问，说“饮食不好”，“肚子是胀的”。

这时候，检察院已出了不适合羁押的意见，但法院提出要就邓建国病情听证，律师提出反对意见，后，法院又提出要对邓建国进行病情鉴定。律师再次反对。

听证会、病情鉴定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律师要反对？

根据刑诉法，只有一种情形，需要召开听证会，那就是高检发刑申字〔2012〕1号《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但很明显，这个案子并非申诉案件。

而病情鉴定，更不合适了。理由，是身份。

病情鉴定，规定在《看守所留所执行刑罚的罪犯管理办法》，可是嫌疑人，并非罪犯。将被告人比照已决犯进行病情鉴定，明显是对被告人不利的类推解释。

法院在电话里还说，邓建国原判十年以上，是他们考虑启动病情鉴定的原因。对此，我在沟通意见中一并回应：

“刑诉法六十七条之（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取保候审。”

也就是说，对可能判处十年以上的被告人，法律并未设置特别要求。

邓建国案子的亮点，全在这次向三部门提交的取保申请，甚至到后来开庭时，法官对律师意见，都给予了静默的关注与耐心倾听。我认为原因，也要回溯到这次专业意见里。

所以这份法律意见，如果仅仅说到上面两层，其实是不够的。这份意见，还讲到了羁押期间可以取保的根本依据。

鲜为人知的是，羁押期间人员取保的依据，参照的是《暂予监外执行规定》，而这个规定里，并没有何种情况下的何种疾病适合取保的内容，要找相关内容，需要援引《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关于肠道切除，关于肿瘤及心血管疾病，都在这里可以找到具体依据。

那么，问题来了：病情鉴定，既然不能参照《看守所留所执行刑罚的罪犯管理办法》，为什么申请取保，又可以援引《暂予监外执行规定》、《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

这就涉及到我国刑诉法一个重要的法理原则：有利于被告人。

《看守所留所执行刑罚的罪犯管理办法》是针对罪犯改造工作的，并没有包括被告人，根据公权力领域“法无授权即禁止”，对被告人启动病情鉴定，涉嫌越权司法。

《暂予监外执行规定》、《严重疾病犯罪范围》，是为了规范暂予监外执行工作的，援引其中的规定可以弥补严重疾病认定的空白，只要对保护被告人人权有利。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出发，就可参照认定。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病情鉴定不能参照，法官又不是医生，对于复杂敏感案件中的严重疾病问题该怎么判定呢？

我给出的答案是：司法官可以自行决定。依据：人权原则。原因：

被告人是否符合取保所要求的“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在客观上，可以为一般司法人员所感知。法律法规没有就认定作出细化的专门规定，就包含了对司法工作人员，具备这一基本感知、识别、决断能力的认可。

所以，包括办案机关羁押地公安机关、办案地及以上人民检察院、现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完全可以就邓建国是否适合变更强制措施，独立作出判断：取保！

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邓小花那时“我爸爸也是有人权”的话，不禁想起，那些同行关于刑事辩护难的悲叹！

其实，从我二十多年的经验看，人权，本就写在法律里，而关键，要看你如何开启。

最困顿焦躁的时候，距离邓建国自由仅一步之遥：

6月17日下午5点刚过，邓建国走出看守所。

呜咽庭审：激越与淡定的对视

张王宏律师办案途中随手拍：征途偶见

在很多人心里，开庭需要律师，因此律师的作用就在庭审时。激烈的庭审由此备受关注。

这次庭审也是激烈的，但庭审，其实只是一个出口，一次信息输出的机会，而真正输出的内容才决定了案件走向。当然了，这些内容，是在开庭前委托后的16个月里逐渐敲定的。

7月28日，邓建国案开庭审理。这个案子的开庭，之所以深深地印在我脑海，原因有三：呜咽、沉默、激烈。

呜咽的是邓建国，沉默的是审判长，而激烈是律师的表达。

基于专业的判断，我的内心里，需要一次激烈与淡定的对视：用辩护人激烈的方式，触发审判者对案件问题的淡定沉着的审视。

辩护的方法各式各样，而激烈，是解锁本案的方法。

激烈是需要底气的，而底气就是证据：基于证据可断定邓建国是无罪的。

这个案子，用一句话介绍就是：一个在所有村民中通行的征地补偿，到了邓建国身上，硬生生地变成了诈骗犯罪。

而支持这个判断的材料，就是案件的证据：包括补偿标准的会议纪要、包括村民证言、房屋建成时间统计表和港澳身份村民统计表。

注意：是所有证据！包括所有书证、证人证言、价格评定意见。

有人会奇怪：无罪的证据怎么能用来证明一个人有罪！？怎么可能放在被告人的卷宗里？！

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

打个比方，就像是果蔬市场里的雪莲果，放到了番薯筐里。就像海鲜超市大黄鱼的价签，贴在了马鲛鱼的边上。

雪莲果，还是那个雪莲果，马鲛鱼，它就是马鲛鱼。只是因为那个番薯筐的存在，只是因为那个不恰当的标签的存在，引发了误判。

区别在于，专业的律师，能基于会见、阅卷、法律意见撰写，形成判断，再借助或娓娓道来，或快人快语，或铿锵有力，或春风化雨的方式，用证据、法律和事实，夹带经验剖析与逻辑推演的陈述，还原案件之真相。

邓建国的案子，因为有罪判决之重，因为无罪证据之确凿，因为羁押时间之久，也因为邓建国已经获得了实质上的自由，激烈就有了充分的支撑，而激烈的辩护，是推动无罪改判的冲击力。

激越，有如红日喷薄冉冉而出。激越，有如千帆竞发弥江弥海。激越，有如千仞崖塌瞬息而下。

合同性质、基于政策普遍性和层层把关的事实，可以证明邓建国的无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包括‘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在内的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属于行政协议。既然是协议，就存在可协商的余地，且，在案证据表明，合同磋商过程中，拆迁方允许将房屋确权时间前倾至1999年初，并允许套用港澳身份资料领取补偿款，邓建国在拆迁方授意下申领补偿款的行为，系履行双方协商约定事务的合法行为。

…

“91%的村民被确认为‘99.3.5’之后的房产、68%的房产都套用了港澳居民身份的政策，可以证明，确权日期、是否符合港澳产权，均是形式上的交易要件，而在实际补偿中并无严格审核。而交易的实质，就是本村村民，就可以依据房产获得一致补偿。

“更重要的是，核对房屋补偿情况统计表可知，实际补偿中，非限定时间的房产、非港澳居民的房产，甚至非本村居民的房产，存在比限定确权时间内限定产权的房产，获得了更高价格的赔偿的，这足以印证，协议中的产权年限、港澳房主身份，仅仅是拆迁方与村民先集体而后个别谈判的两个条件，而最终结果是双方综合博弈的过程，而无论结果如何，都没有脱离双方自主协议的本质，都是双方设置条件后达成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土地征收的合意。

“如此大面积统一标准的拆迁赔偿，也发生在申请登记、居民小组核实、拆迁办确认、社区把关、确权组审核、侨办与统计科审查的层层把关之后，有如此多环节、多层次的审批、登记、公示，说明所有参与人员、审核把关人员，都是按照政府核准的赔偿标准推进拆迁工作，包括拆迁办、村小组、社区、侨办、科工委、派出所等部门，对相关拆迁标准及邓建国的赔偿情况，根本没有人产生了错误认识…”

村民的证言、村长的证言、拆迁办人员的证言、侨办工作人员的证言、20余名村民的《拆迁补偿情况说明书》…案件中的证据，犹如一滴滴滚烫的流体，滚动着、燃烧着，汇集成一条条奔涌的湍流，灼烧着流淌过的地方，让人无法平静。

这个案子，还捎带着给邓建国定了一个行贿罪：指控说邓建国为了获取一栋房屋出售的信息，给了拆迁办人员60万元。

但是这一节，在证据里，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而基于常理的判断是：没有被索要的情况下，无人愿意给付他人高额的费用！

正是在这一点上，这笔钱当时被称为“信息费”。邓建国从一开始就说自己是被索要的。

那么，情况就很明朗了：为了自己合法利益而被索贿的邓建国当然无罪！

法庭上律师的激烈，产生了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到了被告人陈述时，法庭上响起令人难忘的呜咽，久久不散。

“…我…没有…诈骗…,全…村…都按这个…我怎么就…就成了诈骗…”

像是蚊子鸣叫，像是狗崽被夹痛了尾巴后的持续哀号，又像是…葬礼上幽幽低回的哀乐。

邓建国许是受到了现场的启迪，三年来的精神苦痛，三年来的内心憋屈，三年来的期盼与热望，本是夺闸而出的洪水，但这里，毕竟是庄严肃穆的法庭，对一个陌生于此地的农民，邓建国终是怯的，他的情绪因此被挤压被扭曲被折断，变成时而尖利时而飘忽的阵阵细流喷射而出，但在专业人耳里，成了戚戚哀哀妇人一般的阵阵悲鸣。

不过现场颇令人意外：审判长没有打断，没有制止，没有提醒。

法庭上，哭诉依托着沉默，沉默映衬了哭泣。

于是当时的法庭出现了独特的景象：激昂的辩护过后，是久久的哭诉，是久久的沉默。

作为辩护律师，后来常常会想起那长长短短的一幕幕，想起我小丑般尴尬的被告人，想起肃穆不言的司法官。我不由的想：我的激烈，能被容忍，又是为什么呢？

我有一种执念：高坐裁判椅上的司法官，其实也需要一支强心剂，以激活自己对法治的敏感，以激活对案子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是要区分出雪莲果和番薯的需求，也是区分出鲭鱼和马鲛鱼本来就有不同的价签。

正义魔方：专业值得你分秒必争的努力！

自由，可能出现在意想不到的任一转弯处。如果承认，意料之外的自由也是生命不可缺的一部分，那么，尽早实现自由，也是一种正义的实现模式，而这个时候，专业不可或缺。

这，就是邓建国案的启示。

这个案子，一个转弯是二审发回重审，另一个是重审期间重获自由。依靠专业，在尽可能快的时间里，邓建国都实现了。

而看的见的专业，也是家属在二审、重审、上诉中三次坚持选择我们的原因。

律师办案，面对的是司法官的严格审视，面对的是委托人和家属的合理诉求。两者之间，专业终将被需要。尽管这个时间可能来得会晚，也可能会早。

邓建国案，是一个上诉后于疫情正炽之时找到我们的案件，至今仍记得刚接手时和一审律师碰面时对方的坚决，而那份坚决的无罪判断背后的力有不逮，出现在家属的疑惑里：“法官追问之后，律师就不说话了。”

庭审记录中可以看到的则是：发问几乎没有、质证意见则与辩护意见和上诉意见高度雷同。

而我们介入案件后的作为是：

发掘案件证据中本就存在的，证明委托人无罪的证据，结合法律与证据，展示给二审法官，在委托后两月获发回重审！进而，针对委托人突发癌症手术的情况，多头沟通、动态跟进、变化应对，两月后实现了自由！

从来不曾假设，如果邓建国一开始就找了专业的律师必然就会怎样。因为邓建国开始不需要专业律师自有其道理。然而，一旦需要时，专业给人的，首先是有效作为带给自己的内心踏实，而基于清晰的口头表达和明确的书面表达所列举的案件问题，既是指引案件正确出路的指南，也是警醒有意昧法者的重磅利器。

唯一有点遗憾的，是邓建国案并非是金融犯罪案子。然而，作为金融刑辩律师，被非金融刑案的委托人需要，本身不更能说明律师的价值吗？：

从类罪辩护与研究出发，悟刑辩之精义，触类旁通，以及其它，本就是刑辩极客的进阶超车道。

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委托后历经三个阶段的审理，最终的无罪判决，却迟迟没有下达。

是呵，自由固然自由了，最终的无罪，总是有一纸文书才更有说服力呀。

我又想，经历了成功的掰手腕，也不可避免地会经历力不从心的过程，因为你不是造物主，不能预期所有安排都顺从你的心意。直面现实，并在铁一样的现实面前，坚守专业的傲骨。

而且，二审已经发回重审，辩方意见全部是严格结合证据、法律、事实作出，第二次的二审迟迟不能安排开庭审理，反常的本身已表明了案件的问题，那一纸证明，又真的那么金贵吗？

毕竟，谁都不能独占真理。

确实，实践中，有应然的法律，有实然的法律，司法惯例也总有它的牛脾气，但专业律师丝毫不必妄自菲薄：所有正义，都是现实加权处理的结果，而在司法的舞台上，法律绝对是最重磅的武器。

案头余音：可可托海及其它

就在邓建国重返自由前夕，一首歌徒然唱红了大江南北：哀婉凄美的乐曲，伴随着沉重而悲伤的故事，把一段风沙般粗砺又动人的旋律，卷进农村城市的大街小巷。

这首歌，就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不知你现在听到这首歌会想起什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邓建国。

那段时间，是案子最煎熬的时候，也是刘兰花人生最低落的时期。

关在里面的邓建国固然不自由，外面的刘兰花又何曾轻松过？

刘兰花被这首莫名伤感的歌曲感染，去了趟可可托海。

听到刘兰花说自己去过可可托海，我才一瞬间反应过来：歌里唱到的是具体的地方，而不是传说中的地名。

为啥要去那里？

刘兰花没啥文化，说不出那么多为什么，你问了也没用，她也只会和蔼地盯着你看。但后来，常常听见这首歌，每次听到，就会想到邓建国和刘兰花，和她跟我讲的只言片语连起来，就能体会到其中原因了：

那段时间，想见邓建国？肯定是见不上的！按能想到的道理，人是无罪的，却偏偏重判了十四年。世界这么大，但其实一个人的世界只有那么小。在刘兰花的世界里，邓建国就占了一大半，现在这一大半世界都没了，她像是一颗心被摘走了，只剩下一个人在这尘世飘荡。

在我们都能听到的歌声里，她只怕也是听出了什么：爱恋？离别？永不再见？听见了两人起初的青春懵懂，也听出了一路牵手走来的慢慢衰老，甚至，想起了青春年少时期一路经历的坎坷艰难与困顿苦厄，也想起了儿女满堂的欢声笑语和旧村变新城的喜悦。

这时，她有没有迎风落泪？有没有夜半梦醒泪湿枕巾？对我这个外人的律师，都不得而知了，但无疑在未知的日日夜夜，邓建国这个年近六旬的“糟老头子”，成了她记挂惦念的全部。

也许，就在那样的梦回时刻，一首歌一遍遍响起，最恰当地寄托了深深的悲伤：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

和刘兰花同车驶过她家附近的街巷时，刘兰花常常指着经过的马路跟我说：“哎——！这边的街道，都拆了，新楼都建起来了，邓建国要是出来，肯定都认不出来了。”

有一次，刘兰花说着说着突然哽咽了，红着眼圈，再也说不下去。

现在猜想，她或许想到了某种最糟糕的情形…

想比刘兰花的伤感，邓建国让我记住更多的是笑。

邓建国的笑，甚至让人觉得挺刻意，仿佛害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开心似的：嘴角上扬，露出白白的牙齿。邓建国的特点是瘦，这时脸上的皮肤会一层层皱起来，薄薄的纸一样的透亮，没什么皮下脂肪。

尤其在讲他听到案件二审发回重审的消息时，隔着会见的栅栏，他小小的眼睛，黑黑的闪着亮光，像是一遍遍诉说自己经历的某个奇迹时刻：同仓关了三年的人都说，“在里面呆了这么久，都没听说，也没看到一个发回重审的！”

在自由后的7月宴请时，一路上邓建国也是笑得欢畅。他先是亲自到楼下迎接律师，后来又指着一桌的好吃喝，介绍给我们，说那个那个是需要提前预订的，那个那个一定要尝，很好吃！

那一次，除了邓小花，到场的还有邓大花、邓二花以及邓建国的儿子邓小柱。

我留意到，平时都是邓小花和我们联系奔走，而其他子女，都在忙自己的事儿吧。有心悲伤，无暇帮手，怕是她们在父亲大人遭遇刑事案后的真实。在邓建国重获自由的时刻，无语而落寞，不时抬眼望一望。

邓小花介绍说：二姐邓二花，是当地派出所的辅警。

不知邓二花，会不会因为父亲的冤案，而对自己碰上的犯罪嫌疑人，从此多了另一个角度的思考呢？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上，每个人的世界观，由其经历决定。人与人的相遇，无非是背后一串串故事形成的印象重组和验证的过程。

我之所以能和邓建国相遇，无非是因为专业律师的作为。

由此，我再一次坚信：人生终将因作为而有价值，人生终将因给人快乐而精彩。人生漫漫，不能虚度，我坚信，这是人间聚散的根本原因，正如一年前，和老同学刘兰军于相识多年后相见的那样。

（本文又名《张王宏：赢辩——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无罪辩护工作手记之八》《六旬翁两罪获刑十四年，动态辩重见自由天！》、《征地拆迁拿补偿成诈骗！无罪辩+动态辩赢自由》。文中情节俱为真实，人物姓为真实，人名、公司名为虚拟。文中提及关联案例，可点击或网搜延伸阅读《幸福的爸爸的低吼——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办案随笔》《坚持无罪！发回重审！》《“你们不用过来看我了。” ——金融犯罪辩护律师办案随笔》《刑匠实战集腋录||被羁押人员因病取保需要病情鉴定吗？收到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后能再要求开听证会吗？》等。）

书法：善辩为雄

编辑：冰虫子 校审：烧汤花